费孝通110岁生日:他有一个世界学者的视野 写过小说
撰文丨董牧孜
2020年是费孝通诞辰110周年。提起费孝通，人们往往会首先想到他的代表作《乡土中国》。但是，费孝通的思路远远不止于此。费孝通作为“三朝老人”，经历了清末、民国、新中国的巨变，不断地在中西文明之间进行研究。他丰富的生命跨度和思想广度促使他成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一生致力于探索适合中国文化和社会传统的现代化道路；这种眼光也给了他一个世界学者的眼光。可以说，费孝通为世界社会科学贡献了中国理念、中国现代化理论和中国学者对世界问题的独到思考。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
除了乡土研究，费孝通也写过小说
费孝通一生致力于做学问，写不完，写不完。很多人不知道费孝通早年在英国留学时低调写了一部英文小说《茧》。这本书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苏南一家新丝绸制造企业的各种经历，为我们理解费孝通早期的学术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我们可以把这本书看作是费孝通名著《江村经济》的“文学版”；其创作背景呼应了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反映了费孝通研究与时代潮流的关系。
这部中篇小说，写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长期封存在作者曾经就读的伦敦经济学院图书馆的“福赛思档案馆”，2016年被发现并翻译成中文。近日，《茧》这本书首次出版，收录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费孝通文选》中。本系列从费孝通700多万字的作品中选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300多万字的作品有12种，展示了费孝通的学习和思考过程及主要成果。
费孝通一生的研究涉及农村农民、边疆民族问题、文明文化问题、世界观察、学术反思等诸多方面。未发表的小说《茧》、《江村经济》 《禄村农田》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美国与美国人》 《行行重行行》 《留英记》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等除外。所有这些都是在作者去世前以单行出版的；《学术自述与反思》 《孔林片思：论文化自觉》 《中国士绅》 《江村经济》根据主题重新编辑；此外，《乡土中国》于1953年以英文出版，2009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中文译本。
《费孝通文选》十二卷，300多万字。
费孝通的著作被陆续转载，但在此之前，并没有一系列权威版本能对他一生的学术思想有所贡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导致读者对费孝通的诚信认识不足，甚至学者对费孝通的认识也趋于互不相让。对此，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王明明在“纪念费孝通老师诞辰110周年暨费孝通文选发布会”上指出，大多数从事农村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者，会把费孝通描述为一个只涉及农村社区研究、农村工业化、小城镇建设等问题的人物，而忽略了他的社区研究和民族研究。大多数从事民族问题研究的人，只知道费孝通的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影响；至于费孝通在海外的观点，就更有限了。欧美日学者只知道费孝通的《中国士绅》和《被土地束缚的中国》，而他的国家话语和海外生活书写则不得而知。
《江村经济》英文版。
费孝通于20世纪30年代进入中国思想学术界。20世纪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在讨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时，往往有两个参照系，一个是主张向英国学习的儒家知识分子，一个是主张向俄、德、日学习的革命知识分子，费孝通属于前一类。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小莹表示，费孝通的思想与孙中山、梁漱溟的思想基本一致，他走的是一条从农村走来的农工互补之路，毫不畏惧。
费孝通每个阶段只思考一个问题。从1940年到新中国成立前，费孝通关注的是农村问题。虽然这一时期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研究农村问题，但费孝通对此特别关注。他认为农村工业化真正开始于农村进入近代，但他不认为依靠大工业就能实现社会现代化。费孝通的思想有些地方很先进。比如他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多元化与一体化”，当时大多数人并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晚年提出“文化自觉”从更整体、更敏感的角度思考世界问题；海湾战争后，他提出了“全球战国”的概念，指出了全球化的潜在危险。
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开始转型，农民开始离开农村进城。这与费孝通之前的结论——相矛盾，认为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是“离国不离国”，“进厂不进城”。如今，农民离开家，进入工厂，进入城市。费孝通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从生态研究转向心态研究，指出中国之所以在大流动性下依然稳定，是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家。这也是费孝通晚年特别关注中国人的心态和安置的原因。事实上，这个问题的意识已经渗透到他的经济研究和社会组织变革研究中。
《乡土中国》英文版。
费孝通的视野，从来没有局限于中国
考察费孝通选集的出版安排，可以看到《江村经济》 《禄村农田》 《乡土中国》 《乡土重建》 《生育制度》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民族学文选》等。是费孝通在“第一次学术生涯”阶段的重要作品。在此期间，费孝通致力于从大瑶山到江村再到后来的“奎阁”工作站的社会生活实地研究，继而考察社会结构特征，提出“差异格局”、“家核三角”、“社会演替”、“士绅”、“地方侵蚀”等概念和表述。费孝通在学术探索中与西方关于传统与现代的学术理论形成了广泛的对话，他的现实目标可以概括为“本土重建”。他的学术思想围绕着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如何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转型。
除了研究地方问题，费孝通的民族学研究也至关重要。作为中国民族学的奠基人之一，费孝通于1935年开始在广西大瑶山进行田野调查，并在整个学术生涯中关注和研究了民族问题的各个方面。20世纪50年代，费孝通在对民国国家政策和工作的建议和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亲自参加了国家代表团和国家鉴定调查。在此期间，他得以将自己在“第一次学术生活”阶段提出的一些想法付诸实践，并在大瑶山考察之后，有机会再次深入民族地区，对边疆社会的组织结构和变迁过程进行广泛研究。《行行重行行》年，费孝通根据民族学主题，在三个历史时期重新编辑了24篇文章，以展示他近70年来对民族问题的思考和研究。
左起：费孝通、孟银、潘光旦、吴文藻。
1978年，费孝通在中断了20多年的学术生活后，获得了“第二次学术生活”。在这一阶段，费孝通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灵活论述，引领了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并以“以富民为目的”为内在目标，努力探索中国自身应对世界变化的发展战略。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费孝通“重新投入”，成功地进行了“地方重建”，走遍中国，致力于小城镇建设和城乡、东西部协调发展的调查研究。《美国与美国人》收集了他在此期间(80年代-90年代中期)撰写的近60篇调研笔记，包括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不同的乡镇发展类型，以及长三角、港珠澳、京津冀、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西部经济合作区等各种区域发展战略，其中也包含了他对中西部城市发展类型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末，费孝通开始思考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关系。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些思想体现在“文化意识”的16个字的表达中：各有各的美，美的美，美与美的美，和而不同的美。
值得指出的是，费孝通晚年的思想洞察力，其实源于他自己的源头。早在少年时代，人类学和跨文化比较一直是费孝通的内在视野和方法，这使他从不局限于从中国看中国。50年代以前，他写了大量关于英美的文章，都是以杂感和时间理论的形式创造性地写西方，从而反思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深化了他对中国社会整体结构的原则性认识。《文选》中的《留英记》 《孔林片思：论文化自觉》等作品，加上费孝通晚年新编的文集0103010(1989-2004年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文明与文明的关系的论述)，充分展现了费孝通一生对世界文化关系的思考和探索。
纵观费孝通的整体创作脉络，我们可以发现，他不仅专门研究了江南的社区，而且对中国的传统结构及其核心环节(即士绅)做出了重要论述，并在晚年进行了重复。此外，费孝通还探索了具有世界价值的文化自觉概念。除了重点介绍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变化外，还与英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进行了比较。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论述，从社会学的角度重新整合了现有的关于中华民族的考古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最初的世界性表象被社会学家称为地方性，而费孝通的作品则帮助我们还原了中国所谓地方性知识的世界性表象。
今天读了这些作品，我们再次体会到费孝通的广阔视野和历史远见：无论是在他敏锐地意识到英美世纪交替和“美国世纪”诞生的时候；后来，在反对“文明冲突”和文化相对主义的背景下，“文化自觉”、“美丽社会”、“与美国共享美”等流行说法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董
编辑佟洛东
校对：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