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外贸村”假货调查:为逃避检查 夜间开放 100元卖1万元
夜幕降临的时候，外贸村狭窄的街道和巷子挤满了人。他们在门口喊一声号码，接上档口老板扔出的黑袋子，迅速装车运走。属于他们的时间，只有晚上的两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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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晚上5点到7点是外贸村的营业时间。
两个小时之内，他们聚集在江苏省常熟市莫城街的2000多个服装摊位，运出了数千件“大牌”服装。耐克、阿迪达斯、普拉达等“大牌”被装进黑色包里，交给微信商家、店家、实体店家等在门口。
随后，这些完整的三个出价和不到真正价格十分之一的假货被送往全国各地。
为了躲避工商部门的严查，店家只开了一半的卷帘门，在网上下单，晚上送货，一场“假”狂欢悄然进行。
白天关门、晚上营业的外贸村。 新京报记者赵敏 摄
晚上营业的外贸村
多家服装档口售卖“假大牌”
外贸村的街道被2000多家服装店包裹着。
一条500米长的道路穿过村庄，女装店聚集在路南，男装聚集地在路北。大部分都是独栋，除了一楼立面，狭窄的小巷里也开着服装店。单个家庭可以挤进十多个服装摊位。
外贸村位于常熟市莫城街，由周边几个村组成。曾经是当地外贸服装的集散地。因为外贸服装的热卖，“外贸村”的名字流传开来。
村西的一面墙上，有“欢迎来到外贸村”、“服装海洋，外贸一级货源基地”等标语。但近年来，外贸村以卖“大假货”出名，多次被媒体曝光。
即使当地监管部门继续打击，外贸村的假货市场依然猖獗。一位服装店老板告诉新京报记者，为了逃避检查，外贸村的假摊位现在改为“夜间开放”。
2020年11月初，新京报记者走访外贸村，发现这里聚集了2000多家服装店。但是，白天外贸村行人少，关门。“白天是座死城。”服装行业的一位女士描述说，所有白天不开门的店铺都在做“假货”。
一家睡衣商店的老板王秋说，两三年前，这里的营业时间还是朝九晚五。“现在正好相反，因为以前没查假货，现在严格了。”
外贸村服装档口的“假大牌”。 新京报记者赵敏 摄
晚上五点多，外贸村热闹起来。
这是另一个场景。不到两米宽的街道上挤满了三轮车和摩托车。行人只能走在店前台阶旁边，喇叭声夹杂着人们的喊叫声。
这里的店铺和一般的服装店不一样。有的摊位只挂两三排衣服作为样品，而更多的服装店连衣服都没有，只有一堆堆包装好的黑色塑料袋，上面贴着号码或顾客昵称。
这些店的衣服都是“大品牌”，几十块到几百块不等。除了耐克、阿迪达斯等运动品牌，还有加拿大鹅、巴宝莉等高端甚至奢侈品牌。
新京报记者在外贸村调查了多天，随机走访了几十个服装摊位，发现这些店铺都在卖“假大牌”。多位店主告诉新京报，外贸村绝大多数店铺都是做假货生意的，粗略估计规模已经超过2000家。
“逼真”的假货
“卖给微商、网店、实体店，跟正品比克数都一样”
假货是外贸村的公开秘密。摊主不会回避，他们还会向顾客介绍他们的商品有多“现实”。
肖佳在桑园新村有一个服装店，那里挂着冠军、耐克和阿迪达斯等运动品牌。“我们是1:1年制造的，我们能复制到什么水平。不对比实物，就看不出是假的。”
高朗的店在范家巷北村，衣服多为大牌女装。“拉夏贝尔的标签是拉夏贝尔的。”交谈中，她从柜台一角拿出一个黑色的包，一件贴有标签和吊牌的FILA毛衣，还有一张80元的钞票。“和正品比起来，连克数都一样，我们都当正品卖。”
在外贸村，同品牌的假货也会因为质量而有价格差异。
新京报记者在加拿大鹅羽绒服专营店看到，三件外观相同的羽绒服分别标有650元、550元和245元的价格。老板说每个型号的填充量，面料，工艺都不一样。" 650元的价格可以达到和真货一样的水平."
某档口微商相册页面展示的“大牌”。 手机截图
不同质量的衣服会被摊主区分，分别卖给网店、实体店、微信商。
上面的羽绒服店老板说：“便宜的商品网店做的比较多，质量好的要在实体店卖。”河南某实体店从他家拿走每件550元的羽绒服，在当地能卖1000多元。
韩伟的摊位主要卖假运动品牌，实体店是他的主要顾客。韩伟说，他的商品主要卖给实体店，比如一些品牌折扣店。“(实体店卖假货)要看当地能不能做，怎么卖，实体店自己处理。”
一条龙生意
万元大牌百元拿货，1元定制大牌三标
大牌低价是外贸村假货市场最大的诱惑。
新京报记者走访发现，这些所谓的“大牌”服装，原本就是没有任何标签的“三无产品”。为了开拓市场，摊位还将为客户提供定制的“三标”一站式服务。
所谓“三标”，就是品牌标准、洗水标准、写有厂家信息和价格的证书标签。在外贸村，一件官方定价近万元的品牌毛衣，200元就可以拿起，哪怕是一个专柜手提袋。
双十一附近，一个摊主告诉记者，他们家三四个员工，每天会需要两三个小时的时间来配货。"许多顾客是大型网上商店，一次要购买成千上万的商品."
高朗的店里挂着一些没有标签的大衣。当她把它们介绍给顾客时，她说每一件都是在网上名人制作的，和明星一样。高朗说没人在乎挂一天，但是装个牌子“有风险”。但在高朗的微信商务相册中，“La Chapelle”和“Only”这两个品牌依然写在简介里。她说现在调查严格，店里不挂标签，但是如果客户需要可以定做。
据新京报记者调查，桑园新村一条街上有十几家做服装辅料的店铺。11月13日，一位店主告诉新京报记者，双十一前后，工商严查，不敢做品牌标签。"以前，这里的许多商店都是品牌标签."
他向记者介绍了一公里外的上海路，这条街上有20多家饰品店。记者随机走进一家配饰店，店家报价：“品牌标签起价5000，每张15美分。最好有正品标签，我们一定给你同样的仿品。”
上海路附近的小商品市场也是服装辅料店的聚集地。沿街一家店铺的老板娘拿出一袋冠军的编织标签，说“想要就直接拿去吧”。然后她拿出一本样书，里面有一整套不同品牌的印刷标签，包括阿迪达斯、彪马、迪基斯(Dickies)、新百伦、耐克等品牌。"全套招标、洗涤、挂牌，1元左右."
店家展示可定制的“品牌标”。 新京报记者赵敏 摄
隐秘的交易
线上微信下单，线下黑袋子运货
面对猖獗的假冒产业链，常熟市监管部门也对外贸村进行了日益严厉的“打假”。
据公开报道，至少从2016年开始，常熟执法部门开始查处外贸村的假货。2017年，常熟市先后出动100余名警力，捣毁8个假货储存窝点，查获阿迪达斯、耐克等假冒运动品牌，巴宝莉、范思哲、普拉达等假冒奢侈品牌，服装、箱包、手表等配饰10多万件，涉案总金额2000多万元。
2019年8月，常熟市市场监督局会同公安机关对常熟服装城的生产、仓储、销售等环节开展了全链执法整改行动。执法人员表示，随着执法行动的深入开展，商店公然销售假冒名牌服装的现象已基本消除。但无良商家的销售模式转变为网络销售模式，生产储存窝点更加隐蔽分散。
在越来越严厉的打击下，外贸村的假店主们让交易更加隐秘。
甚至晚上开门的时候，一些服装店的卷帘门也只拉上三分之一。多家门店告诉新京报记者，这里卖假货，工商部门严查，门店不敢全面开门。
新京报记者走访发现，“扫码”是外贸村最常见的吸引客户手段。摊主不敢在店里放假货，就把微信号和微信商务相册app的二维码都挂在门口，顾客通过扫码可以看到店里上传的产品信息和照片，然后选择订购。
外贸村晚上开门的时候，会有人找人用手机扫码。每次有人扫描代码，就能从商店得到两块钱的奖励。甚至路边摊也推出了扫码送香肠玉米的业务。
一位摊主说，为了逃避检查，这里的货主已经有了“默契”。他们都要求客户在3点前下单，当天拿到货。店家提前将仓库里的货物打包分发，然后把货物带到外贸村的店里。外贸村的每个摊位在市场上都有不同的角色。有些摊位有自己的工厂，在卖货的同时向其他摊位供货。“工商都是人的货。下午去拿货，晚上送走。这是支票。”
夜幕降临，外贸村狭窄的街巷里依然挤满了拿货的人。他们在门口喊了一个数字，拿起摊主扔过来的黑色袋子，迅速装上东西，拎走了。他们的时间只有晚上两个小时。
外贸村里等待拿货的商贩。新京报记者赵敏 摄
屡禁不止的“黑产”
一年捣毁窝点70多个，商贩入驻商场“洗白”
今年年初，常熟发起了更强有力的打假运动。据当地报道，常熟市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共立案56起侵犯知识产权案件，涉案金额总计1.8亿元，捣毁70多个制假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57人，查获侵权假冒商品23万余件。
然而，外贸村的假货行业并没有停止。一位摊主透露，除了外贸村的商贩，附近正规服装城也有不少人做假货生意，“洗白”成了正品生意。
11月初，新京报记者走访上述商场，发现许多摊位也在出售各种“大牌服装”。
赵强多年来一直是外贸村的“假大牌”,对这种情况并不感到意外。他承认这几年有人担心被查，搬去商场，但也有很多人不断涌入外贸村。为了挣钱，他们在“挂羊头卖狗肉”。
外贸村的街道。 新京报记者赵敏 摄
针对外贸村的假货市场，北京史静律师事务所律师熊超表示，制造和销售大牌假货涉及侵犯知识产权和品牌商标权，造假者和销售者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或民事责任。
《刑法》第214条规定，销售已知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销售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据律师熊超称，尽管法律处罚很重，但在现实中，该品牌很难捍卫自己的权利。"一般的品牌能力是有限的，并不是每一次侵权都能被发现和辩护."
近日，新京报记者就假货问题咨询了耐克、阿迪达斯、The North Face(北方)的官方热线。这三个品牌都表示，他们没有投诉假货的特殊渠道，只处理他们官方平台上出售的商品。建议购买假货的消费者拨打3.15维权。
(文中王秋、肖佳、高朗、韩伟、刘芳、赵强为假名)
新京报记者赵敏
编辑李明
校对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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